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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冲击，中国很难独善其身，只能争取相对好的结果。

第一，要严格区分技术创新和工艺改进。这些自由贸易试验区放管服的改革优化了营商环境，随后多层次地推广到全国各地。

具体而言，就是要完善创新体制机制，实施按才分配，按贡献分配的分配体系。而到2035年则要实现全面开放，核心是制度集成、规则创新在阅览室中寒暄后，幕僚长从口袋里拿一张纸，上面写着总统命令他大选以前不许再加息。央行可以提出决策，但需要经过国务院批准才能实施，重大的货币政策决定确实如此。当代货币政策体系就是在大萧条之后慢慢建立的，央行在原先避免金融危机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货币政策的功能，大部分相关功能在此后慢慢演变而成。

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慢慢成型的。但是，金稳委与人民银行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目前也还不太清楚。总之，疫情期间支持中小微企业政策的财务成本，由财政、政策性银行甚至央行分担，都比全部推给金融机构强。

以财政政策为例，主要发达国家和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三大财政政策包括保持就业的企业补贴、失业救济和直接发钱。这些可能会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央行承担政策责任的思路，肯定会引起争议。这样才能稳定就业，稳定社会，经济复苏才有基础。

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 第一，财政是最顺理成章的承担者。我对现代货币理论的学术主张一向是旗帜鲜明的，就是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理论。

财政或央行应承担一部分政策的财务责任 政府在疫情期间想方设法地支持中小微企业，这无可非议。但完全把政策责任推给金融机构，既不合理，也很难持续。但前段时间国内热议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问题，我一直没有发表过明确的看法，主要是因为我其实内心十分矛盾。金融机构承担过多政策性功能 我们可以把应对疫情的政策分成抗疫、纾困和重建三大类。

根据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研究，全国一亿多线下个体经营户的营业额在2月份平均下挫50%，3月份开始复苏，现在基本稳定在正常水平的80%。2020年前6个月，新增贷款达到12.09万亿，同比增长了25%左右。具体说，是由央行、财政部和金融机构三方协同合作，金融机构负责放款，央行提供流动性，财政进行兜底。而且现在政府还明确要求金融机构让利1.5万亿元。

从资金供给方看，过去半年新增贷款显著增加，尤其是小微贷款大幅上升，这些对稳定企业、稳定经济、稳定社会非常重要。换句话说，我国财政直达中小微企业的渠道比较少，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转而承担了许多支持中小微企业的政策性责任。

中外都是这样做的，只是具体的举措上有所差异。现在看来，这个方案很难在中国落地，不过前段时间人民银行购买了一批中小微企业贷款，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央行既提供了流动性又承担了一部分财政责任。

关键的问题是，将来由谁来承担主要的财务责任。过去这段时间的主要政策是纾困，就是集中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家庭，让他们活下去，保持健康的资产负债表。这些都可能造成经济复苏的下行压力。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开始发力，特别是新基建投资和大城市都市圈建设，都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且大行纷纷做小微业务，这不是它们的比较优势，以资金成本优势强势介入，已经对许多中小银行的小微贷款业务造成很大冲击。但另一方面，目前的格局是人民银行和财政部都隶属于国务院，货币政策也好，财政政策也好，都是政府直接调控的。

信贷反周期扩张，尤其是小微企业信贷反周期扩张，反映的是政策功能，而不完全是市场化信贷决策的结果。事实上，金融机构在支持中小微企业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的一大批中小银行在疫情之前不良率已经高达两位数，疫情冲击以及与之相关的政策性责任一定会使得它们的日子更加难过。现在正好是年中，第二季度经济显著反弹，但下一步经济增长的轨迹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但现在政府要求大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同比增加40%，加上对利差的挤压，这些金融机构将来财务状况可能也不乐观。即使不得不为之，将来一旦资产负债表恶化，可能会影响银行部门的稳健性甚至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比如，如果这些政策性很强的小微企业贷款发生了坏账，算谁的？如果全部由银行承担，势必会影响银行承担这些责任的意愿。这样做，起码比把政策责任长期留给金融机构要好得多。第三，如果前两者不能有效发挥作用，那么短期内也许可以让央行发挥积极作为。银行毕竟是商业机构，要有盈利、投资回报，才能持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经建议设立一个特殊目的机构，来解决疫情期间中小微企业融资的问题。股市也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客观地说，短期内指望股市在推动增长方面有大的作为，不现实。

央行提供流动性但不承担盈亏成本，从而保证货币政策不会因为这些贷款受到影响。央行承担财政责任，自然会让人想到现代货币理论。

本文来源《金融四十人论坛》 进入 黄益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复苏 新冠肺炎 。金融机构发放贷款，但也不以自己的资产负债表恶化为代价，因为不会影响未来的盈利与经营。

人民银行和货币政策本来就不独立。这些问题如果持续发展，未来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的矛盾也许会再次恶化，不排除下半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会再次变得突出。另一方面，疫情风险依然存在，下半年净出口逆转的可能性很大，加上消费者因疫情风险与收入冲击而继续保持谨慎行为。但因为商业银行已经给承担了很多政策性功能，将来是否还有很强能力支持增长？其实有风险。

可能是因为海内外疫情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也可能是在大的疫情冲击之后，消费行为会发生改变，比如消费者变得更加谨慎在这种条件下，国家财政能力和地方财政能力都会增强，偿债能力也就更有了保障。

有的地区债务风险显示为绿灯，但可能资金使用的能力较低，分配更多的债务指标，可能将来风险反而更大。政府不仅要提供这些基本公共服务，还要让这些基本公共服务转化为人的基本能力。

从原理上讲，通过财政来防范化解公共风险，其实也就是以财政风险去对冲公共风险。也就是说，疫情不仅仅是对经济、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带来冲击，对财政自身也带来了巨大冲击。